2022年經濟下行風險不斷積累，全球高通脹下貨幣環境被迫整體收緊。在政策應對上，不同國家央行則存在差異性。英美歐央行持續收緊貨幣政策，不斷加息；日本央行則維持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堅定地支持經濟；相比之下，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則始終堅持“以我為主”，不搞“大水漫灌”，持續精準有力。

穩健、正常的貨幣政策為物價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日前，央行行長易綱表示，“2022年全球通貨膨脹嚴重，是40多年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歐、美，還有許多國家都是8%、9%、10%這樣高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家去年的消費物價指數(CPI)漲幅是2%，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通貨膨脹水平。在過去五年(2018年到2022年)，我們平均的通貨膨脹也是2%。”

牛津大學李納克爾學院成員、銀行與金融學教授、量化寬松(QE)學術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理查德·維爾納(Richard A. Werner)日前對媒體表示，在刺激實體經濟方面，中國央行的“窗口指導”是最有效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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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央行應該向中國央行學習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此前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顯示，預計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為2.9%，預計2024年將升至3.1%。報告同時將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從4.4%上調至5.2%。報告預計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為1.4%。

一直以來，如何平衡好治理通脹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是各國面臨的政策難題。

全球通脹上行引發各國央行激進加息。3月初，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突破4%關口，繼續走高；2年期美債收益率創出新高，逼近5%。

對于貨幣政策和經濟刺激之間的關系。理查德·維爾納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實體經濟的銀行信貸創造，這是央行可以掌控的。在生成銀行信貸創造方面，政府財政政策不如央行政策重要。對央行來說，他們的目標應是創造可持續、高而穩定的、非通脹的、無危機的經濟增長。

他認為，歐洲、北美以及日本央行大多背道而馳，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低效且不穩定，伴有通脹和金融危機。現在，西方央行應該向中國央行學習如何做好工作，因為中國央行認識到，經濟由銀行信貸創造推動。如果銀行信貸創造用于消費，消費物價就會上漲。如果銀行信貸創造主要用于資產購買，如購買公寓和房地產，就會資產通脹。兩者都不可持續。

此外，理查德·維爾納指出，央行應確保銀行信貸創造被用于生產性商業投資，主要是為提高生產力或產生新商品、新服務，提供的價值要高于投入成本。這將帶來高速、穩定、可持續的增長，而不會出現資產通脹或消費物價上漲，也不會出現危機。

“窗口指導”是實施貨幣政策的最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媒體的采訪中，理查德·維爾納提到了中國央行有時會使用的“窗口指導”政策。并認為，“這種方法是實施貨幣政策的最有效方式，因為銀行可以在窗口指導的工業部門中自由選擇給誰貸款。”

窗口指導是指，中央銀行根據產業行情、物價變動趨勢和金融市場動向，引導商業銀行的貸款重點投向和貸款變動數量，以保證經濟中優先發展部門的資金需要。

在理查德·維爾納看來，放寬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數量，主要面向中小企業商業投資的銀行信貸形式，是促進實體經濟的正確途徑。而回顧20世紀80年代日本貨幣政策，當時日本央行利用窗口指導，迫使銀行增加主要用于資產購買的銀行信貸，造成史上最大的住房和房地產泡沫之一。

近年來，為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中國央行持續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截至目前，余額有6.4萬億元，包括碳減排支持工具、保交樓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再貸款等，在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與薄弱環節傾斜過程中起到了較好的牽引與帶動作用。

理查德·維爾納認為，如果銀行信貸被創造并主要用于生產新產品和服務，以及實施新技術的商業投資，就會有更高的經濟增長，沒有通貨膨脹和危機，而且可持續。如果銀行主要向小公司貸款，那么這將是更公平的增長。窗口指導是監測、協調銀行整體和部門信貸創造的工具，并確保這種通過發放信貸創造的貨幣只用于公共利益。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日前撰文表示，中國和歐美的貨幣政策應當互相借鑒、互相學習。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生產型、投資型領域做得更多，歐美的宏觀政策可以向我國學習。同時，歐美宏觀政策在穩定消費，尤其是在疫情沖擊下緩解居民行為的傷痕效應方面做得更多。從我國當前國民經濟循環的供求兩端來看，總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者信心不足是主要問題，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宏觀政策也需要更多關注消費這一端。同時，結構性貨幣政策也要處理好與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在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更擅長處理和應對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在一般情況下的出發點是總量視角。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