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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可能最早將于6月觸及現行法定債務上限，美國債務的違約風險正在不斷提高。美國白宮試圖推動民主、共和兩黨就暫時提高債務上限并維持至9月達成短期協議，以便為解決債務上限等多重問題爭取時間。然而，一如市場預期的是，雙方并未就提高債務上限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主要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金融不穩定，目前已成為全球金融震蕩與經濟衰退的重要源頭。

事實上，自今年1月19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就已達到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美國財政部不得不采取暫停某些開支以維持關鍵支出等臨時性舉措。法定債務上限從本質來講，是美國立法與行政相互斗爭及制衡的結果，不僅是美國一項重要的財政紀律，更是約束美國政府行為、保障財政收支基本平衡、防范和化解財政風險的重要的舉措。觸及這條紅線，就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從前期國會獲得授權的舉債額度和空間已經耗盡。除非國會授權調高債務上限，否則白宮將無法繼續舉債，面對龐大的還本付息壓力，若無法及時調升債務上限，美國債務將有可能出現實質性違約，這對于全球金融市場來講將成為不可承受之重。

自二戰之后，美國以其黃金儲備以及經濟實力為后盾，逐步構建起美元在全球支付結算中的霸權地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日益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盡管布雷頓森林體系早已崩潰，然而美元在支付結算、美債利率在全球金融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定價，與美國在全球的投資和避險的三重地位，尚未發生本質性動搖，因而美國經濟政策的外溢效應日益嚴重。從國際收支視角分析，美國在經常項目的赤字，主要通過其金融項目加以彌補，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所賺取的美元財富，大多以增持美國國債以及投資公司證券的形式，重新回流至美國，從而形成所謂的“美元循環”。“美元霸權”與“美元循環”的存在，成為美國不斷增大開支、提升債務上限以及進行超常規貨幣政策的基石。

近兩屆美國政府逐步轉向依靠財政政策實現經濟、政治、民生以及軍事等方面日益龐大的支出。特朗普政府大幅度推行減稅、拜登政府大興基建、新冠疫情沖擊帶來高企的公共衛生支出等，均導致白宮舉債額度不斷逼近上限。全球遭遇巨大的總供給沖擊以及前期過度依賴超常規貨幣政策刺激增長，導致買美國通脹粘性高企，美聯儲不得不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而不斷升高的聯邦基金利率又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

今年以來，在不斷提高的利率環境之下，美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已暴露無遺。美國銀行業的大幅震蕩引發投資者擔憂，同時疊加債務違約風險飆升，不僅可能使美國經濟增速下滑，還會引發全球性的系統性風險同步抬升。不能及時提高債務上限將極有可能導致美國信用評級下調、股市下挫、收益率飆升以及失業等嚴重問題，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一層深重的陰影。目前，美國正面臨著來自通脹粘性、增長衰退、金融不穩定以及債務違約的四重沖擊，宏觀經濟政策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權衡與調整的空間日益縮小、難度卻在逐步增大。

目前來看，由于兩黨還將利用債務上限這一問題，試圖達成其他政治目的，短期內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并不大。從歷史經驗來看，只有美國政府因觸及債務上限而停擺之后，兩黨方可對此問題相互妥協。美債存量突破上限，也將倒逼美國國會不得不在短期內繼續提高債務上限，以獲得喘息之機，美國也可以通過債務展期，或者債務重組等方式，解決目前的困局。但是不論美國采取何種方式加以應對，美國債務出現實質性違約的可能性不高，美元超發以及美債違約的損失，將主要由美元資產的持有國來承擔。因此，分散以美債為主的外匯儲備結構是大勢所趨，這將給我國外匯資產經營帶來更多警示。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