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X日”的日益逼近，美國國債上限問題再度引發全球關注。

公開消息顯示，近期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兩周內連續兩次致函國會，強調由于財政資金耗盡在即，財政部很快將不能保障履行對政府所有賬單的付款承諾，最快日期可能就在6月初。面對耶倫的告警，拜登早在5月9日就與國會兩黨領袖舉行了會談，但未能達成共識。

雖然在此之前，市場普遍認為美國國債出現實質性違約是個小概率事件，理由在于從歷史上來看，在最后一刻達成協議來暫停或提高債務上限，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比如，2017年，在距離X日約30天的時候，美國選擇了暫停債務上限。2012年，是在距離X日前兩周選擇暫停，而2011年則是在X日前2天，選擇提高債務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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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強調的是，當前美國政府內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撕裂，而且此次的債務上限危機還疊加了銀行業風險持續蔓延等全新的內生變量，這引發了市場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情緒，也使得接下來美國經濟的走勢更加復雜。

就歷史數據對比而言，可以管窺此次美國債務上限危機區別于以往的三個新特征：

首先，是美聯儲暴力加息催生了美國債務的償付壓力。當前美國聯邦基金的目標利率已處于5.25%的高位，和2022年3月0.25%-0.50%的水平相比，加息幅度令人咂舌。這也帶來更大的償付壓力，在剛剛過去的4月份，美國政府用于償還國債利息的支出在財政總支出的占比就已經接近了10%。由于疫情爆發以來醫療、社會保障等支出上升，這加劇了美國政府的捉襟見肘，也催生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悲觀預期。

其次，市場對美國兩黨達成協議的期待值似乎并不高。當前美國兩黨都把債務上限作為實現自己黨派利益訴求和最大承擔拉攏選民的工具，執政的民主黨人希望盡快提高債務上限并且不附加任何條件，而共和黨人則提出，若想把債務上限提高1.5萬億美元，那么必須在未來削減開支。分歧僵持不下，拜登的提議想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可能還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

最后，是銀行業危機仍在持續發酵。自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等事件發生以來，美國陸續已有700余家商業銀行暴露了較大的風險敞口，有些銀行的報告損失甚至已經超過了資本的50%。可以說，在美聯儲激進迅速的加息策略壓力之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難度隨之增加，對于資本金本不充裕的區域性中小銀行來說，幾乎已經處在償付懸崖邊緣。誘發系統性風險的多米諾骨牌幾乎已是箭在弦上。

正是由于這些新特征所指向的不確定性，金融市場似乎也在為這種預期做定價。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信號就是，近期美國衡量違約風險的市場指標CDS（信用違約互換）利差大幅攀升，1年期的CDS利差已經擴大到172個基點，5年期為73個基點，均觸及金融危機以來最高值。這讓市場對于此次債務上限危機是否會是一個“煤礦里的金絲雀”的焦慮情緒陡增。

雖然這只是市場對未來預期的部分判斷，但我們也更愿意選擇相信，此次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危機最后僅僅是一場“茶壺里的風暴”。因為在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背景加持下，一旦發生違約，對全球金融與資本市場來說，帶來的影響恐無法估量。

樂觀預計，雖然市場對債務上限危機已經進行了定價，但此次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危機的解除或許也只是時間問題，要么提高、要么暫停，充其量只是兩黨政治的一種博弈策略罷了。市場真正需要未雨綢繆的是，美國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自2010年以來美國已經發生了11次債務上限危機，其中8次暫停，3次上調。用“技術性違約”掩蓋實質性違約，這套手法可謂已經爐火純青了！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多次明顯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發動對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戰，違背全球價值鏈市場分布規律，筑“小院高墻”等種種非市場行為的干擾之下，美國經濟是否還能保持過去的增長力，美元信用是否會因此破產，美國國債是否還能充當“全球資產定價之錨”，這恐怕既是未知也是必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