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歷史上日本企業的破產常常表現為不溫不火的節奏，但自去年開始便進入加速狀態，2022年全年破產企業數量達到6880家，同比增加15%，且企業惡化度在今年繼續發酵。

勉強度過了三年新冠疫情的痛苦劫難，但卻無法熬過經濟劇烈收縮下的至暗時刻；有幸求獲得政策滋養下的短暫安逸，但卻難以抵御通脹高溫的劇烈烘烤；習慣于傳統路徑的商業布局與市場打法，但卻錯過了技術創新與結構升級的時間窗口。從美國到歐盟再到日本，企業倒閉破產現象正愈演愈烈。不僅制造業批量倒下，服務企業也紛紛關閉；不僅大中企業接連解體，小微企業也競相出局；不僅初創企業大片歇業，成熟企業也集群停擺；不僅傳統行業尸橫遍野，新興行業也白骨累累。

與去年全年僅有374家企業倒閉相比，標普全球市場情報公司(下稱“標普全球”)已統計出今年上半年美國企業的破產數量達到了324家，為往年同期的兩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美國不少大型企業也躋入破產行列，其中不僅有超50年輝煌經營歷史并位列《福布斯》500強的北美大型家具用品連鎖企業3B集團的轟然倒下，也有在行業內縱橫捭闔99年并被《財富》雜志推舉為全球運輸業第一的美國運輸巨頭Yellow公司的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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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也不樂觀。數據顯示，德國上半年的破產企業達8400家，同時破產申請數量創出20年來的最高水平。而根據專業咨詢公司阿爾塔雷的一份研究報告，僅今年第二季度，法國企業的破產率就同比上升35%，破產企業數量多達1.32萬起。綜合20個成員國的基本情況判斷，上半年歐元區企業的破產速度料定不會低于去年全年23%的增速。

按照普華永道的研究報告，去年登記破產的英國公司數量超過2.2萬家，同比增加57%，創出14年來新高，而進入今年，英國企業的破產嚴重性還在繼續升級，上半年破產總數達到1.3萬起，相比去年同期增長17%，同時清盤申請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破產企業隊伍中，97%為營業額低于100萬英鎊的小公司，其中酒店業傷亡最重，破產數量同比增加近六成。

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歷史上日本企業的破產常常表現為不溫不火的節奏，但自去年開始便進入加速狀態，2022年全年破產企業數量達到6880家，同比增加15%，且企業惡化度在今年繼續發酵。據民間企業信譽調查機構東京商工調查發布的一項最新統計數據，繼今年上半年破產倒閉數量達到4042家且同比提升32%之后，7月份日本破產企業再增758家，且截至7月日本破產企業數量已連續16個月同比增加，破產數量達5年來最多。

按照標普全球的分析報告，過去15年里，發達國家的企業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合理地獲得利率為4%-6%的債務融資，尤其是在美聯儲和英國央行將利率推低至零附近以及歐元區和日本推行負利率的時期，企業融資成本更為低廉，寬松貨幣政策支持了歐美日企業的十分順暢的“舉債經營”，同時也使得“借新還舊”模式得以延續。然而，當寬松貨幣政策遭遇螺旋式的通貨膨脹時，前者就會立馬停下腳步并快速收緊政策口徑，企業債務成本于是飆升至如今的9%-13%。全面的衡量，除日本外，不斷提升的融資成本應當是砍向美歐國家不少企業的那把利刃。

過去一年半的時間，美聯儲11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最終上調到5.25%至5.5%，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九次升息，基準利率提至22年來的最高水平，而英國央行更是連續14次加息，利率升至5.25%這一15年來的最高水平。利率的提高首先強化了商業銀行對申請授信企業的道德風險控制以及順周期的管理行為，相應便會明顯提高浮動貸款利率，同時壓縮授信規模，甚至當企業經營逼近盈虧平衡點時，銀行還會抽貸與催收，成本增升以及回血與補血無力的情況下，企業的資金鏈非常容易斷裂，最終只能無奈選擇破產。

特別要指出的是，相比大企業擁有較高的資信而可以選擇長期與固定利率貸款，許多的小微企業只能持有浮動利率的貸款，利息支出容易隨利率提升快速疊加，最終所感受的借貸成本壓力更加劇烈，歐美日破產企業以小微企業為主因此也就不足為怪。另一方面，貨幣市場利率的走高也必然帶升資本市場利率，即債券利率的抬高，這樣，高利率不僅意味著那些需要更多流動性的公司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融資成本，同時也代表那些背負巨額歷史債務的公司面臨著更高的償債成本，更顯示出那些急于業務拓展的企業需要支付更高的再融資成本，由此也就不難透視出破產覆蓋到歐美國家所有行業以及大企業也未能幸免的邏輯因果。

無論是美聯儲還是歐洲央行，不管是英格蘭銀行還是日本央行，都在本輪通脹來臨前采取了量化寬松（QE）與量化質化寬松（QQE）的貨幣政策，前者主要采購國債，而后者則集中從二級市場購買企業債券、股票市場ETF以及房地產基金等產品，美聯儲甚至通過QQE破天荒地采購垃圾債券，即便歐洲與英國央行以及日本央行沒有像美聯儲那樣好壞一律通吃，但其購買的ETF產品中也少不了是非投資級以下的BB級債券。中央銀行于經濟下行周期入場購買企業債券在為市場注入充沛流動性資金的同時，也及時滿足了企業資金流轉需求，同時也提振了企業的商業信心。

然而，由于債券發行不愁買家，風險也不乏有人“兜底”，融資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順暢與容易，因此對于企業而言，不需要轉變商業模式，也不需要強化管理，更用不著產品的迭代與升級，便可以“躺贏”的方式存續下去。可是，當QE與QQE停下腳步并開始“縮表”，那些先前乘機猛加杠桿或者負債沉重的企業會突然發現自己已然身陷“失血”困境，特別垃圾債券不僅利率高，且久期還短，發行主體所面對的償債壓力空前巨大，失去后援資金的前提下，企業最終只能以破產清盤了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歐美日企業整齊劃一的加量倒閉破產其實是QE與QQE日益積累風險的集中釋放。

與QE與QQE相比，新冠疫情期間美歐日三大經濟體推出的救助政策雖對不少企業來說更顯直接功效，但最終也產生了許多的負反饋沖擊與危害。疫情暴發不久，美國與歐元區以及英國政府給企業提供財政資金馳援與稅收減免，同時日本政府對企業實行無利息、無擔保的“零零貸款”政策，而美國的破產制度甚至鼓勵與支持那些資產負債表完全頹廢的企業繼續經營，以保留更多的工作崗位。不過，自去年下半年開始這些臨時性幫扶政策啟動了逐步退出的節奏，致使那些一度在疫情之中視政府為救命繩索的企業立馬感到極度不適應與生存的茫然，先前足以傷筋動骨的自身硬傷與軟肋也更醒目地暴露出來，依托“輸血”方能活命的方式也難以為繼。

回過頭去看，危機管理式的救助政策的確幫助了相關企業達到了保命與續命的目的，但同時也使得不少“僵尸企業”得以茍延殘喘，本該破產的企業未能及時出清，各行業商業主體魚目混雜，市場優勝劣汰功能受到抑制，同時企業也可能錯過業務重建與資產剝離以及商業模式校準的機會，只是嚴重通脹與高利率成本勾兌而成的市場淘汰力量以十分殘酷和無情的面孔出現，許多的企業不是束手待斃就是倒地而亡。很顯然，現時歐美日企業的密集破產實際就是一個被政策推遲與改判的商業結果，是市場自我糾錯與行業深度洗禮的一場微觀重塑。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網）